在日益拥挤的城市里，将大量闲置的学校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，无疑可弥补社会公共体育场地的严重不足，为那些流动在城市大街小巷的“健身游击队”提供一个相对舒适而专业的活动场所。
但是，对于长期习惯了封闭式办学的学校而言，如何适应这种社会化需求，如何在维持日常教学秩序的同时，将这些用纳税人的钱建起的学校体育设施，反哺社会，成了这场“运动”的关键所在。
马路健身游击队的“转正”试验
——学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的制度试水
3月1日，周六。刚经历过雪灾侵袭的武汉，阳光明媚。50岁的市民陈老汉显得特别高兴：因为，这一天，他不仅找到了10多个“失散”多年的老玩伴，而且凭着一张校园健身卡，就能自由进入武汉四中的标准体育场，重新玩起他生疏已久的足球。
“前些年，我们这些住在学校附近的居民，要想进校转转，还没等前脚跨进校园，就已被拦在门外，更别说进校踢球了。十几年前，我们这支业余足球队，总能在房前屋后找块空地，一起踢踢球。但是，最近几年居民小区越建越多，活动空间却越来越少。我们这支玩了多年的足球队，最后也只好宣布解散。节假日，大家要么窝在家里，要么就邀几个朋友打麻将或玩扑克。”陈老汉说，“现在学校开放了，有了场地，我们也能重新找回当年的那些乐趣。”
在武汉，像陈老汉这样，凭个人身份证或工作证等有效证件，在家庭所在社区申领到这种健身卡的，还有两万多位市民。
他们是武汉市启动的40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试点的首批受益者。为了健身，他们再不用在拥挤的马路旁、嘈杂的街市边四处“打游击”健身了，而是只需手持一张校园健身卡，就可在规定时间内，毫无障碍地进入各试点学校自由健身。
然而，与陈老汉们相比，武汉市武昌区徐东社区的居民们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。就在记者采访前的几天里，他们在社区附近的凯旋门广场上演了一场与广场经营者之间的“空间争夺战”：近10年来，只要不刮风、不下雨，他们每天清晨和黄昏都会结伴来到繁华的凯旋门广场一角，扭秧歌的，扭秧歌，甩膀子的，甩膀子。但因近来广场换了“东家”，新“东家”以整顿商业环境为由，不允许他们再在广场上活动。就这样，在这里健身多年的居民便失去了他们的“马路乐园”。于是，他们多次上门与新“东家”协商，希望商家能给他们保留一块早晚活动的场地。
但多次商议后，徐东社区居民的这个愿望，至今仍然未能实现。而更不巧的是，在武汉市首批公布的开放学校名单中，徐东社区附近恰好没有试点学校。
几位受访的居民说：“虽然社区旁边有几所学校，但因学校每天大门紧锁，要想进去锻炼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”
目前，他们只好在小区楼群间见缝插针地继续他们的业余健身活动。
据了解，自2006年起，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公布的两批涉及全国28个省市的354所学校、19个公共体育场馆，都已向公众开放。但是，名单之外的更多学校基于各种顾虑，还是大门紧锁。即使节假日，周边社区居民也只能对闲置的校园场地，望而却步。
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的数据显示，全国现有的85万多个体育场地中，约65.6％的体育设施被圈在学校的围墙以内，而在全国56万多个学校体育场馆中，对社会开放的仅占29.2％。原本是公共财政投入建起的公办学校，为何难以向公众敞开大门？
寻找“病灶”
本来，打开校门，让附近居民走入学校，由“马路健身游击队”变成“正规军”，是公共资源实现公共化的一种公众诉求，也是在当前社会公共体育资源短缺背景下，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源的一种现实选择。
但是，事实上，自学校体育场馆开放试点以来，各地政府的制度安排与现实情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。
在湖北武汉，无论是否是试点学校，只要提及学校体育场馆开放，大多数学校负责人都心有余悸：校门打开了，进入学校的人员就会非常复杂，如何保证学校财产安全和人员自身的安全；场馆损耗、日常养护和新增管理人员工资等额外开支，由谁埋单……
这些，既是学校开放后校方不得不直面的难题，也是让众多校长举棋不定的一大原因。
一所目前尚未开放的学校校长坦承：“学校不开放就不会有这些顾虑，除了学生之外的闲杂人等，谁都不让进，学校省心省事；若场地开放，总得担心会不会有人伤着，有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，学校财产是否受损。此外还得考虑外来锻炼者要出了事，责任如何界定，市民健身是否会影响学校教学等问题。”
与这位旁观校长的担忧相似。武汉市台北路学校负责人说：“安全确实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。比如下雨天，篮球场会很滑，我们就担心前来锻炼的市民是否会受伤。而受伤后，学校是否罪责难逃？此外，体育运动又少不了相互间的肢体碰撞，而如果起了冲突，学校如何应对？”
据了解，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，台北路学校专门出台了《校园开放工作安全预案》、《学校场地开放管理办法》等4份文件。
但事与愿违。学校开放后，各种意外还是频频出现。校园面积11.7公顷的武汉四中，作为武汉市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一所中学，曾承办过“全国中学生运动会”和“武汉市运动会”。可以说，其体育设施比较齐全：既有标准体育场，又有高规格游泳馆、羽毛球馆等室内场馆。但学校体育场馆向外开放之于这所百年老校，就像一位“老革命”遇到了新问题。
据该校副校长汪波介绍，有一次，一个年轻人乘工作人员没留意将两只藏獒带进操场。藏獒在操场内狂奔、咆哮，吓得一些健身的市民躲得远远的。最后经一番劝说，才让狗主人带狗离开。
“要是这两只狗咬人后逃之夭夭，责任恐怕就要落在学校了。”汪波提起此事，长嘘了一口气说，“为了预防安全隐患，一张小小的‘社区居民健身卡’，该设计些什么内容，该有哪些规定，该如何措辞，我用了整整三天来琢磨。”为此，学校甚至还专门请了一位法律顾问。
与其他试点学校不同，地处武汉市桥口区的武汉四中，由于周边既没有公园，也没有广场、街心花园等大型公共设施，附近市民的业余锻炼大多是去汉江边散步。因而，体育设施齐全的四中开放后，自然成了市民健身的好去处。虽说学校目前只向周边社区居民发放了1500多张“健身卡”，但安全之于学校，仍是最大顾虑。
实际上，维护体育场馆所需的大笔经常性投入，也是众多校长的共同心病。
学校场馆开放，开支究竟有多大？若以武汉四中为计算样本，学校开放后，保安由原来的6人增加到现在的12人，清洁工由过去的5人增加到10人，干部值班也由以前的3人增加到5人。虽说市政府每年给予该校两万元专项补贴，但如若再考虑设施损耗及水电费，目前该校还得为场馆开放自掏6万至8万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学校不开放，该校每年就会少支出6万至8万元。
虽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，本质上是纳税人的“公积金”，但问题是，如果一项制度是要让设施提供者长期自掏腰包，那么，这项制度能否“长寿”，确实值得拷问。
不可否认，试点之初，各试点区政府的强力介入，确实为校园开放起了推动作用，但事实上，真正维系众多试点学校开放热情的，并非政府每年给予的2万元专项补贴，也非政府授予的奖牌，而是校园场馆开放给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武汉市东西湖一中地处郊区。2003年，该校向公众开放前，许多家长宁可交纳一笔高昂的择校费，也要把孩子送往10多里外的汉口上学。校园开放后的这几年，东西湖一中尝到了甜头：由于家长对学校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如今，许多家长又把孩子陆续转回该校。
与东西湖一中相比，台北路学校的意外收获似乎更多。校长张虹说：“过去，为到学校健身，经常有市民‘钻墙打洞’溜进来，学校补墙都来不及。现在，敞开大门，居民再没破坏学校的院墙，由堵变疏，我们也轻松了许多。”
事实上，学校场馆开放，在某种意义上为社会了解学校、学校展示自己带来了契机。这种彼此间的了解，使学校的生源大幅增加。
2005年前，台北路学校还是一所薄弱校，生源良莠不齐，招生基本是“来者不拒”，每年起始年级新生不到120人。2006年学校向公众开放后，该校一边狠抓教学质量，一边巧借校园场馆开放之机，向社会充分展示学校的特色及实力，让前来健身的市民从认识学校到认可学校。近两年，该校每年起始年级的新生不仅超过170人，而且还有不少跨区的学生慕名前来就读。
其实，武汉一些试点学校所遭遇的难题，并非个案或孤例，而是众多试点区的一个现实缩影。然而，在当前城市新建住宅小区成片崛起、人口急剧膨胀与社会公共体育场地普遍喊挤的巨大反差下，如何纾解这些难题，盘活大量闲置的学校体育资源，使那些马路“健身游击队”有一个舒适的健身环境，成了问题的关键。
校园开放了，市民们在武汉四中跳着欢快的健身操。
诊断后的“临床实验”
自全民健身运动开展以来，我国40%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过相关的政策法规，鼓励或要求学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。面对众多学校担心的安全、管理和物耗等问题，上海、武汉、广州和天津等地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一系列探索。但是，也有个别地区的试验，因制度设计上的失当，使改革最终又重新回到原点。
作为“中国经济发动机”之一的上海，凭借其发达的金融保险业优势，率先为试点学校所担心的安全问题“松绑”。
2001年，上海就提出：学校的体育健身场地应当在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向学生开放；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，应当向市民开放。2005年至今，上海的开放试点学校，已由杨浦区、长宁区、徐汇区三个试点区的46所发展到全市19个区县1090所，占全市中小学总数的70%，最终使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网络，实现了从中心城区街道到郊区乡镇的全覆盖。
对此，有人说，“上海模式”的成功，除了行政推动，主要得益于社会化运作。这种社会化运作的大致路径就是：对于向公众开放体育场地的学校，统一由保险公司为居民健身安全承保；街道则委托社区体育俱乐部负责居民健身期间的管理，并以“政府购买服务”的方式，根据场馆类型、开放时间和设施损耗的不同，每年予以一定补偿，对管理人员也予以相应津贴。
在中部，武汉的改革，与首批试点的其他6个地区不同，自始至终奉行的是一种完全政府驱动模式。因而，这就决定了其推进速度相对较快。
2005年年底，市长李宪生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：“公办学校都是财政投入的，应当对社会开放，政府有理由让学校在课余向居民开放体育设施。”次年1月，李宪生在武汉市人代会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上，将学校体育场地向市民开放，作为市政府当年为民所办“十件实事”之一。
2007年年初，武汉市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长袁善腊多次召集市教育局、体育局、民政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等部门专题研究部署；市政府发文要求各区按照开放学校的条件，选择两至三所有200米以上田径场和一定数量篮（排）球场（馆）的学校，进行首批试点。目前，开放学校已达120所。
据了解，从武汉市政府这一构想的最初提出，到具体落实，前后仅用不到两个月。其间，市教育局摸底调研、出台方案、协调学校；市财政局为试点工作特别配套100万元，对每所开放学校给予两万元补贴，剩余资金作为年终奖励经费；市体育局从彩票公益金采购的健身器材中，也安排一定数量与市教育局进行同步奖励；市公安局则调动学校周边警力，增加治安巡逻，给学校吃了一颗“定心丸”。
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广州，其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试点，始终打上了市场的烙印。自2006年7月，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以来，广州1/3的城区学校采用了引入社会资源进行合作经营的管理模式。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，通过引入社会管理、社会服务、社会资金，使学校体育设施规范化、专业化、规模化地向公众开放。有人说，通过这种合作经营管理模式，能破解安全、管理和物耗等难题。
试点以来，广州市鼓励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建设、参与管理学校体育设施，并规定其收费须低于社会同类公共体育设施，须对学生、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群体免费或优惠开放，以体现公益性。由于有了政策保障，不少体育方面的专业公司纷纷参与进来。目前，广州市场地条件较好的学校，大多采用承包给专业公司进行管理的运营模式。
虽然试验路径不同，但天津的试点与广州似乎是殊途同归。因为，天津同样借鉴了市场机制。即，以创建体育俱乐部形式，兼顾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最终提高学校开放体育场馆的热情。据2005年该市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市收益最大的南开中学五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纯利润达到286万元；大部分试点学校利润都在120万元；较少的也有20万至30万元。目前，还有一批场地设施比较完备的学校要求成立俱乐部，甚至有的提出不要扶持资金，批准成立就行。
岛屿星罗棋布的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，虽然并非首批试点区，但自2002年起，该区根据学校体育设施的公共属性和学校类型的不同，因校而异地推行无偿与有偿相结合的开放模式：对于教学区和活动区分开的学校，其田径场、篮球场、游泳池等室外体育设施，每天早晚两次无偿开放，市民可自由进入；健身房、舞蹈房等室内设施每天早晚两次向社会团体有偿开放，活动人员凭证进入。对于教学区和活动区合一的非寄宿制学校，居民须凭证、在规定时段到指定场地进行免费锻炼。对于教学区和活动区合一的寄宿制学校，除假期和双休日外，平时不对外开放。
截至目前，该区38所中小学，除一所半封闭式管理的偏远高中，其余学校均向社会开放。虽然全区常住人口只有31.9万，但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，该区居民在学校指定时段内，每天进校锻炼人数已超过1万人次。
可以说，这些试点，在一定程度上为破解学校开放难题积累了经验，也为马路“健身游击队”提供了规范化的活动场所。
周末的武汉四中，孩子们争着打篮球。
未了的疑惑
表面上，各地区的试点，都是在无经验可循的基础上推进的，具有开创性意义。然而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一些试点中遗留下来的和新生的问题，仍制约着学校体育场馆的大规模开放。
“开放学校体育场馆，并非一种城市形象工程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挖掘社会闲置的体育资源，培养青少年、市民健康的生活方式。”武汉市体育局局长李坤耀说，虽然在现行的社会环境下，政府的行政部署是有效的。但是，当前推行过程中的最大问题，既非安全、管理，也非体育设施的物耗，而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且根深蒂固的观念。因为，在一些校长眼里，学校院墙以内的是学校私产，而忽视了公办学校资源的公共属性。
在李坤耀看来，学校开放水平的高低，其实取决于当地政府。政府在下达行政命令时，只有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，科学设计，才可能真正调动各方积极性。当然，在制度设计和政府推进过程中，政府不能顾此失彼，不能为了居民健身，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徐定斌认为，开放使学校强化了社会责任意识：一方面有利于推进全民健身运动，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学校与社会、学校与社区、学校与市民间的和谐。但是，开放确实给学校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冲击。
对比试点区的开放现状，不难发现一个事实：几乎所有试点区政府都在学校开放过程中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支持。但是，这种临时性的投入能否持久？是否会因地方政府领导人岗位变动而终止？市场机制的大规模引入之于学校，是福，还是祸？
这些，目前还无法预知。
但，可以预料的是，以全免费的方式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开放，是不现实也是不长久的。如若采取当前一些地方实行的无偿与有偿相结合的方式，那么，在当前的国家税务政策下，收费将如何执行？
更为棘手的是，虽然公办学校是用纳税人的钱兴建起来的社会公共资源，本该回馈社会，但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单元，是否会因市民的到来而打破校园的宁静？而这种打破宁静的“运动”，又将给学校带来什么？比如，市民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卫生、喧哗等习惯，是否会流入校园？
如果他们不良的日常习惯，在校园开放中得到净化，那么，开放使学校在维持日常教学的同时，既实现了其教育功能的社会化延伸，又提高了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工作的附加值。
此外，当前设施较好的学校，大多是近年基础教育扩张时期兴建的，它们大多分布在城市的边缘地带。而中心城区的学校大多处在居民密集区，这些学校虽然面积狭小、设施相对落后，但附近居民健身的需求却很迫切。那么，在学校体育场馆开放过程中，如何正视这些问题，如何合理调配资源……
试点，仍在继续。
所有这些，都还只是一个个悬而未决的问号，需要试点区政府因地制宜地去统筹协调，逐一解决。
毕竟，每个城市的清晨和黄昏，还有大批马路“健身游击队”仍在寻找他们的马路乐园；毕竟，像武汉市民陈老汉们心中的那扇门，已经打开，再难关上。（本报记者 柯进 文/摄）